“為什麼不行？隻要是能救安妮，彆說去丟人，就是丟掉這條命我也願意。”王文斌等著彭夢佳說著。
“這個辦法我之前也想過，也谘詢過醫生，昨天晚上醫生也跟你解釋過了，根本就行不通，先不說我們能找到多少人來抽血配型，光就醫院這一塊就不可能。”
“能找多少個就找多少個，哪怕就是隻找了一個，那也能為安妮多增加一份希望，萬一老天開眼就真的被我們找到了那個配型成功的了呢？即使最後證實了我們做的都是無用功那又怎麼樣？現在已經是最壞的結果了，還有比這更壞的結果嗎？即使最後證明我們都是在瞎鬨白忙活起碼我們自己問心無愧，我們已經儘了最大的努力，以後想起安妮來我們會傷心，但是不會虧心，孩子也能安心的離開。還是那句話，與其我們坐在這裡無用的傷心還不如去乾點什麼，做一下最後的掙紮。”
“另外，在我看來，辦法總是比困難多，我們未必就找不到一萬個人來配型，我們也未必就找不到那麼多醫療機構醫療資源來幫我買做骨髓配型。總之那句話，不管怎麼樣，我們都應該試一試，起碼我要試一試，我絕不會就這麼眼睜睜地看著安妮就這麼從我麵前離開，我無法接受，哪怕隻是一個完全沒有可能性的可能，我也決不放棄。”王文斌鄭重地說著，擲地有聲，說的非常激動，激動的一邊說一邊拍著桌子。
王文斌說完，之前一直在頂著王文斌的彭夢佳沉默了，呆呆地看著王文斌。她被王文斌給感染到了，同時也有些羞愧，因為她才是安妮的親人，而她卻沒有王文斌這個“陌生人”的決心。
“我知道，我也是這麼想這麼做的，這幾年來我想了很多的辦法，骨髓庫我都親自去過很多次，上海的北京的極大著名的醫院我都去了無數次，很多醫院的專家醫院的科室主任我都加了好友都有電話號碼，即使是現在，每隔一段時間我都會給他們打電話，想問問他們現在科技發展了沒有，有沒有什麼新的科技手段出現可以治療，但是都沒有結果。美國我也專門去過，我請了幾個朋友經常幫我去美國的大醫院了解情況，也沒有任何辦法。問題就出在這個骨髓上麵，但凡是與安妮有一點血緣關係的我都求他們做了配型，可是一個能用的都沒有。骨髓庫那邊不僅醫院經常幫我去問，我自己也經常聯係，跟他們那邊的一些領導我都成了很好的朋友，經常問他們最近有沒有新的骨髓源可以與安妮相匹配的，每隔幾天我就會問一次，可根本就沒有。文斌，不是我想放棄，是我真的再也找不到辦法了。”
“我也跟你一樣的想過，去街上拉人來配型，可是真的有可行性嗎？真的沒有。文斌，我知道你是個腦子很聰明的人，你既然這麼想你一定是有辦法的，對不對？”徐薇乞求地看著王文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