距離當年寫《康熙大帝》已經過去三四年時間，但二月河仍對當時的情形記憶猶新。
他說：“寫曆史小說不能沒有曆史背景知識，我寫的不是架空或穿越的幻想小說，而是依據真實史料的帝王係列，需要閱讀大量的清人筆記。究竟讀了多少已經記不清了，肯定不止幾百萬字。”
當時一家三口蝸居在南陽一間不到30平方米的平房中，二月河毫不諱言當時是住在貧民窟。“房間被我從酒市場上淘來的發黃的書和報紙堆得滿滿的，妻子和女兒要從堂屋裡過都邁不開腿。”為了不使手臂沾上稿紙，他在兩臂纏滿一圈乾毛巾。
人們常用“頭懸梁，錐刺股”形容讀書人的勤奮。二月河還加上了一條“煙燒腕”，是他在晚上寫作困了時拿煙頭燙的。為了擠出時間來寫作，他選擇了這種極端的方式。
當時家裡太窮，用不起電扇，夏天太熱，他就拿一桶水放在桌下，寫作時把腳擱水桶裡，既擋蚊子，又降溫驅暑。有時實在太困，他甚至拿冷水澆頭。冬天寫作時，寒風刺骨，墨水都能結成冰。困意來襲時，他點燃一支香，讓香燭騰起的煙霧把自己熏醒。
《康熙大帝》是二月河的開山之作。當時他天天熬通宵。晚上10點開始寫作，寫到淩晨3點睡覺。早晨7點半，天蒙蒙亮，他就起床點煤爐子煮粥，然後騎自行車買個燒餅吃，到單位上班。晚飯後睡兩個小時，到晚上10點他再起來寫作。“一天三睡三起，我的時間都是偷來的。”忙中偷閒寫書，他也招來一些流言蜚語，說他不務正業，用公家的稿紙寫自己的書。
二月河感慨道：“當時最大的困難並不是寫書，而是在出版界、新聞媒體沒有後台和熟人，沒有門路。寫出書來往哪裡投稿都不知道，找了很多出版社都吃了閉門羹。”
這是他一生中從未有過的焦慮時光。
“頭發都掉光了。大片大片地掉。”二月河比劃著說，當時他很迷茫，知道自己能寫，但寫到什麼樣的程度夠得上發表的水平，他把握不準。
他非常感激當初賞識他的紅學會會長馮老先生。
當時，初涉文壇的二月河把研究紅學作為敲門磚，給《紅樓夢學刊》投了一篇稿件但卻石沉大海，半年多都沒見回信。心有不甘的他便給當時編委會之一的馮其庸寫了一封信“討說法”，並附上另一篇稿子。不到一個星期馮其庸就回信了，不僅推薦刊發了二月河的文章，還建議他從事文學創作。二月河自此開啟了寫作的念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