況且若是種植紅薯，在試驗田畝產五千斤應該是不成問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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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年是慶曆三年，按照歷史車輪的走向在這一年裡發生了很多很多大事。
首先就是積貧積弱的大宋朝爆發了空前危機，西有西夏寇邊，北有契丹虎視眈眈。而國內，農民起義此起彼伏，土地兼并空前嚴重，百姓流離失所。
冗官冗兵冗費，三冗壓的百姓喘不動氣，國庫空虛，士兵散漫羸弱的戰鬥力更是讓朝廷頭疼不已。
心力交瘁的趙禎皇帝在有識之士的臣子們的幫助之下，開啟了慶曆新政。
這是個名臣輩出的時代，范仲淹、富弼、韓琦、杜衍同時執政，歐陽修、蔡襄、王素、余靖同為諫官。
范仲淹向仁宗上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》，提出“明黜陟、抑僥倖、精貢舉、擇官長、均公田、厚農桑、修武備、減徭役、覃恩信、重命令”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。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。
可是，這一切都隨着孫星雲的到來產生了一系列的蝴蝶效應。
首先，西北趙元昊已經不足為懼，無力再對大宋開戰。而契丹自保不暇，更是臣服與宋。慶曆新政早在多年前就已經提前實施，如今已經效果顯現。
首先，三冗問題得到了一定解決，土地兼并得到有效遏制，另、國庫充盈，百姓安居。
以前軍費佔據財政收入的十之七八，如今大量的裁軍。只保留中央直轄的禁軍二十萬，清一色火器裝備。保留少量地方廂軍以護衛地方治安，二十萬禁軍輪番駐守邊關。